宝安党建
首页 | 设为主页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宝安政府在线

站内检索:

 

而立之后路何方?

发布时间:  2010-03-24           文字 [ ]
选定您喜欢的背景颜色.:
 

 

深圳三十岁了!

  三十而立!圣人孔子对自己30岁时的人生状态如是评价。

  而立之年的深圳迎来了新一轮“大考”:过去30年立了什么?以何而立?未来30年又将如何前行?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给深圳提出的三道考题。

  汪书记的点题既是鼓舞鞭策,亦不乏敦促之意。深圳的应答,无疑将为未来30年的发展奠定基调。而作为深港文化之根与深圳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区域,宝安,注定不能缺席这一场气势恢宏的答辩。

  改革30,宝安健儿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早先的深港文化之根,1993年以前的省管县,再至创新管理体制设置的宝安区,发生在这片滨海土地上的变化与神奇让世人惊叹。此际,细致梳理宝安成长路上的种种革故鼎新之举,条分缕析未来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尤显及时与必要。

  

体制篇

体制能否再创新?

  改革开放,创新为本,而体制创新执一切改革创新之牛耳。

  改革开放以来,宝安屡屡出手,革故鼎新,“三来一补”开风气在先、农村股份合作制独具特色、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探索领跑南粤、大龙华三分试水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基层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问诊监察瓶颈……一系列体制创新均受命于时代,而宝安区无愧于这份担当。

  但辉煌永远属于过去。站在2010年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回望30年栉风沐雨的行程,油然而生一种危机感:在新的30年中,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压力增大等诸多重大课题,体制创新这把利剑怎样继续为宝安披荆斩棘、开辟通途?

    

  行政体制如何再突破?

  如何将大部制改革的理念纳入街道,并坚持原有的改革思路,是大龙华三分改革继续深入且必须面对的一大重要课题。  

  言及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大龙华三分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06429,深圳市决策层做出了在龙华、布吉两街道进行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创新试点的决定。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龙华、布吉两街道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充分考虑地域、人口、面积等因素的前提下,将龙华街道调整设置为大浪、龙华、民治三个街道。

  三分后诞生的龙华、大浪以及民治街道在人事安排、城管综合执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如何理顺街居关系、建立有效的基层组织工作机制方面做出一些探索和创新。

  2010,大龙华三分格局初定。但围绕这场改革,坊间仍充满热议。

  深圳市万人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受宝安区委托对龙华三分后的三个试点街道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改革绩效调查,了解三街道的社会公众和综合执法服务对象以及区、街道、社区三级公职人员对改革的认知、支持程度、改革成效及执法效果的评价。调查历时半月,共完成样本量3067个。

  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社会公众认为能够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是支持试点改革的主要原因,但同样有35.85%的公众担心改革“时间长了就跟以前一样了”,29.3%的公众担心“不能坚持到底”。

  公众担心的“时间长了就跟以前一样了”,意指龙华三分后的三个街道可能年深日久后,陷入结构臃肿、叠床架屋的体制陈疴,从而有悖改革“精简机构、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的初衷。

  3年的时光悄然而逝,民众对龙华三分后“能否坚持到底”依然存有疑问。如何在提升行政效能的同时精兵简政、在改革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是大龙华区域需要正视的问题。

  而2009年下旬在深圳掀起的大部制改革也为大龙华三分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2009730,深圳市公布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当年98,46个政府工作部门精简为31,10,各部门工作人员基本就位,80%的工作部门纳入整合范围,涉及的600多项行政审批事务减少近200项。不到3个月时间,深圳建市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深圳目前大量决策主要由区和街道负责执行,决策和执行的分离还要受制于市区街道职能事权的调整,行政两分需要进一步与政府层级扁平化改革实现协同。此外,对于决策和执行机构分离后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深圳大部制改革方案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部制改革效果能否彰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执行的效益。作为深圳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路者,三分后的大龙华各街道显然不能置身于大部制改革的门外。大龙华三分的改革初衷在于加快宝安区城市化进程和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有效加强基层行政执行力,这与大部制改革“行政三分,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目的不谋而合,但能否在实践层面实现大部制与街道层级的有效对接,外界尚是存疑。

  就此而言,龙华三分后的试点街道无疑直接扮演着检验大部制改革效能的角色,如何将大部制改革的理念纳入街道,并坚持原有的改革思路,这是大龙华三分改革继续深入且必须面对的又一重大课题。

  

    党建如何更普适?

  党建新样本能否增强普适性,在他地落地生根,是宝安在下一阶段深入推进试点工作中须虑及的又一项重要课题。  

  “五年开次会,会期三五天,举举手,画画圈,散会就靠边。”这是人们对某些党代表的一种描绘。

  审议、视察、调研、约谈、培训、提意见……宝安区党代表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却日益突出,“党代表越当越有滋味”。

  焕然一新的面貌缘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2003年初,广东省委确定“一市一县一区”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宝安区是唯一的区级试点单位。

  在近7年的试点探索中,宝安区按照“联系实际、大胆探索、制度先行、稳步推进”的思路,制定了《宝安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试行),并针对代表大会会议、闭会期间代表活动、代表资格管理、代表意见建议提出和办理、委员联系代表和代表联系党员等制定七项文件,构建了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制度框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近年来进一步将试点触角延伸至基层,遴选条件成熟的社区组建驻社区党委,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创建党代表社区工作室。去年底,宝安进一步制定了深入开展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将党代表工作室在全区铺开,尝试党代表直选与开展党组织领导评议等。

  宝安区以近7年的不懈探索,为党内民主建设积聚了宝贵经验,也在全省党建领域树立了宝贵样本。但恰如一句古语所言: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来人!在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更早的四川雅安与浙江台州,试点工作已进入了党代表直选阶段,以“打破身份界限、平等参与直选”为特色的党代表直选成为试点工作最大的亮点。以此论之,宝安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仍然前路漫漫,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在深入开展试点的最新工作方案中,宝安提出,全面推广党代表工作室,并大胆尝试直选党代表。党代表直选是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发展的必然方向之一,直选的公正、透明是党代表合法性的最重要保障,而新的制度设计不可或缺,四川雅安在此领域的实践早已为宝安区提供了鲜活的范例,如何结合宝安区的区情实际,遴选部分社区试水党代表直选,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由此进入直选的制度设计层面,是宝安区2010年应该着力拓展的空间之一。

  无论是党代表直选,亦或推广党代表工作室,宝安区作为全省党建工作的探路者,其一举一动不能不考虑经验推广的普适性,毕竟宝安人口大区与产业大区的区情实际难以在区外复制再现。因而,党建新样本能否增强其普适性,在他地落地生根,当是宝安在下一阶段深入推进试点工作中有必要虑及的又一项重要课题。

  去年11月上旬,部分党代表、区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合开展了首次重大项目联合视察,受到各界好评,坊间一度有呼声寄望“两代表一委员”联合视察定期开展,但坊间亦不乏与此相关的争议,焦点集中于党代表、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各自的职责定位。随着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党代表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代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动必然成为常态,如何在法理的层面探索出三者有效互动的最佳路径,以求释放出助推政府工作的最大能量,不啻为重大课题。2009年宝安区两代表一委员联合视察,为这一议题揭开帷幕,但却浅尝辄止。2010,我们期望,宝安区能够重新上马,为这一议题二度破题。

  

  监察如何更有力?

  2010年无疑是宝安区纪检监察体制变革元年,而一个迟早需要虑及的课题是,如何将纪检部门的监督转化为部门的自觉行为。  

  20091211日上午,宝安区西乡街道,一场隆重的揭牌仪式—————“深圳市宝安区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成立仪式”在此举行,7个派驻纪检监察组正式授牌运行。

  200712月至今,根据省纪委关于推进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试点工作的要求,宝安区委、区纪委组织力量深入调研,为破解基层纪检监察瓶颈展开了不懈探索。

  在把握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宝安区将全区10个街道纪检监察力量进行整合,设置了7个纪检监察派驻组,并设计出在各街道按地域分片、在区直部门分职能设置派驻组,实行统一管理的改革模式。

  该模式首先是针对区直部门分职能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宝安区依据部门职能的不同以及区纪检监察系统内人员编制可调剂的情况,在区直部门设置了3个纪检监察派驻组,分别针对政府工程和政府采购、司法和行政执法以及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督;对于下属10个街道,分片区派驻4个纪检监察组。

  由于基层纪委书记多由党委副书记或党委委员兼任,从而造成不能监督、利益关联不敢监督、碍于情面不愿监督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纪委书记缠身于分管的其他行政事务,抓纪检监察工作的精力分散,加之纪检监察人员配备不足,导致监督乏力。

  纪检监察派驻组的成立开启了宝安区基层纪检监察机制变革的大门,借此,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资源分散、依附同体单位进行监督的局面被打破,纪监资源有望重新配置,2010年当是这场里程碑式变革的检验期。

  设若以2010年为节点,那么这一年无疑是宝安区纪检监察体制变革元年,但而立之年的深圳与宝安需要瞩望的远非一个2010,而是更为长远的30年亦或更久远。于此,宝安区纪监体制变革仍然任重道远,一个迟早需要虑及的课题是,如何将纪检部门的监督转化为部门的自觉行为。

新安观潮破立取舍而立辉煌

  19793,宝安县改设深圳市;19808,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98110,宝安县建制恢复,辖特区外1577平方公里;19931,撤宝安县设宝安、龙岗两区。而今,特区扩容方案已上报国务院等待审批,宝安、龙岗入关在即。30载浮沉,破立取舍间,宝安力量足以唤醒人们对改革历程的遐想和期盼。

  宝安30,处于一个体制的夹缝。根据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权,深圳有制定特区法规的权利,但适用范围却限制在关内四个区。全国人大同时规定,非特区的宝安应适用深圳市人大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当适用深圳市人大颁布的地方性法规与广东省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相冲突时,应适用后者。常年的“一市两法”,似乎是一种尴尬。但螺丝壳里能做道场,体制夹缝亦可辗转腾挪,破中有立,取舍由我。时至今日,宝安GDP已突破2000亿元大关,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极具典型意义。

  宝安30,在土地制度上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一大二公和代表当时潮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渐进转轨的背景下,这种集体土地支配权利在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的过程中与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信用、行政权力结构)相结合,为微观主体(农户、村集体、企业)以要素禀赋优势形成经济结构升级提供了激励和选择空间,宝安广袤的农村大地出现了以土地流转经营为核心、不同农村集体为单位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千百年来用于耕读传家的土地进入了资本化、市场化通道。

  宝安30,在体制改革上整体确立了放权强镇导向,这一思维模式在近年来有所减弱。通过充分赋予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基层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事务管理、公共建设投入等领域的自主权和支配权,在短时间内整合了一切能整合的力量,充分调动起产权所有者或支配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为区域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进程中,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处于一种总体趋向均衡的博弈态势,引发了改革者对政府边界的思考,亦为下一轮体制变革提供了参照。

  宝安30,在经济增长模式上有所取舍,抓住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三次黄金发展时期。1979年至1992,宝安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主引“三来一补”,形成“村村搞工业区”、“处处有工厂”的大规模开发之势;1993年至2001,深圳以“抓高新、上规模、转方式”为指导,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宝安借机引进外资及内联资金,工业生产开始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过渡。2001年至今,工业强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大增,宝安在深圳区域内呈现出一定的后发优势。

  宝安30,在社会融合领域突破了传统的城与乡、本土与移民分离的“二元社区”模式,确立了“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导向。伴随城市公共服务覆盖面向外来人口延伸,新移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转为积极,社区与新移民的关系在反思中往正向互动转变;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使新移民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获得了自信,地方文化的差异虽然仍然影响新移民的生活感受,但新移民和本地居民在相互之间的“批评性参与”中整饬了各自的思维及行为,一种理性、兼容的氛围趋于形成。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融合还发生于国家制度安排之前。

  无破立取舍,就无而立辉煌。正缘于这些破立取舍,宝安才有作为深圳的一部分,做好“未来30年深圳再干什么?靠什么去实现?”这份答卷的底气。

 

摘自《南方日报》2010119 HD01

 
【关闭】
 
 
 
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组织部主办
宝安区信息中心技术支持
粤ICP备11016239号-7